朱镕基又出了本书，叫《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近些年，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不少，他们的书，因了他们的身份备受关注。作家，这是他们的新标签。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他们写了哪些书，想说的是，他们都读什么书？“给别人一瓢水 ，自己要有一桶水”，读书的积累，是写书的奠基石。领导干部们闲暇的时候，翻阅点什么，动笔写点什么，看上去只是他们个人私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没那么简单。无论作为战略的“全民阅读”，还是作为愿景的“书香中国”，这些的兑现和一 国领导者们的书卷气有极大干系。那么，中国领导人都读什么书、写什么书、和书有哪些故事？他们的“书生”气质从哪里来？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读好书，在中国一直是正统的价值观。而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更是掀起一股力劝领导干部多读书、读好书的热潮。继而，人们看到了官员，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读书喜好。其中，有经典、有专业文章，也有街头小巷市井人们爱读的 武侠小说、鬼怪传奇。那么，他们又是怎么“淘书”、爱和谁交流读书心得呢？不妨让我们打开领导人的私人书单，也瞧瞧他们身上既高深又普通的一面。
高层领导爱读什么书？梳理公开报道，不难发现，除了马列典籍、经济法律这种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必读书籍，中国领导人们也爱看“闲书”，而且种类繁多。
1994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当着众师生的面，当场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而这，也与其酷爱古典文学有关。据媒体公开报道，江泽民自识字起，其父亲就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中国古典 文学文章，并练习书法。
按国家领导人年龄推算，苏联文学也是他们年轻时少不了的涉读领域。
胡锦涛曾在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们熟 知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温家宝同样说过类似的话，2008年在莫斯科，他对当地记者说：“我记得小时候最早读的俄罗斯作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宁肯吃苦而不叫苦。”
如果说“古文诗词”“苏联文学”还不够“休闲”，邓小平的读书爱好则更“接近常人”。
很多人不知道，读过列宁全集、通读《二十四史》的邓小平，还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内地的最早一批“粉丝”。上世纪7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还买不到，邓小平复出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来一套。1981年，他会见金庸时说：“你的小说 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次会面后不久，金庸小说“开禁”，很快成了畅销书。
除了武侠，邓小平还爱看写“鬼”的书。他的夫人卓琳曾透露，他很喜欢看《聊斋志异》，“有时外出还让工作人员拆成活页，带几篇偷闲看看。”
对于读书观，胡锦涛、温家宝都说过“要有所选择”。温家宝就说，要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 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这是今年5月，习 近平在激励青年读书时讲的自己的真实经历。
认准了想认知的领域，便埋头苦读，习近平“插队放羊坚持看书”的劲头，在很多国家领导人身上都有体现。
同样在当知青时，李克强也酷爱读书。当年的村民回忆称，他虽然“又黑又瘦”，但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据报道，那时李克强看的书以史学类居多。
如今，李克强也经常手不释卷，广泛阅读中外历史文化典籍和专著，且常年坚持阅读英文书刊，看英语频道。据报道，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好学之态可见一斑。
温家宝的好读则到了看起来有点“发狠”的程度。2007年出访新加坡时，温家宝提及天天放在床头的一本书——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所写的对话录《沉思录》。温家宝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
而吴官正的“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看书到天亮”，也出乎人的意料。近期，江西省原副省长熊盛文在吴官正新书《闲来笔潭》 座谈会上说，“官正同志有三个业余爱好，第一是散步，第二是下棋，第三是读书，其中读书是最重要的。正如他所回 忆的，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看，老师在里面讲，他就在外面记，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让我们感受很深。官正同志曾经对我讲过，他每天早上四点左右起床，然后看书到天亮，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有空就读书，也是俞正声对自己和干部们的要求。
据报道，俞正声是个书迷，逛书店、转书摊，是他忙中偷闲的嗜好。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讲，“干部要读书，出差要带着书，每天晚上要看点书，要形成一个习惯，不看书就睡不着觉，这样水平就提高了。”
李克强酷爱读书，自然少不了找书。湖南一位出版人就曾回忆，上世纪90 年代李克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找他一块儿“淘书”。李克强当时感兴趣的多是文化类、札记类著作，跟几个同龄人去了古籍书社的库存室大“淘”一番。当时，李克强还怕给出版社添麻烦，一边翻找着，还一边问价，声明“付了钱才拿书”。
据称，在外地任职期间，每次回京李克强都爱抽空逛逛书店。
除了自己“淘”，留意到好书绝不放过，也是一些领导人“书虫”的治学精神。
据报道，一次，江泽民看到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对此，江泽民很感兴趣，便托人弄来10本罗素的原版著作《中国的问题》。他还对宋健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觉 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同样，李克强曾留意到，有媒体提出海底可燃冰将会成为第三次能源转型革命性的替代品。读到此处，他第一时间就批示国土资源部“密切跟踪最新研究成果”。
有了书读，和谁交流，很能提升一个人的读书所获。据公开报道，因工作之便，或个人机缘，与学识大家们保持私人交往，也是一些国家领导人读书共性。
仍拿李克强来说，在其儿时为其带来启蒙的，是被称作“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家李诚。当时，李诚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每日手不释卷。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与李诚谈文论道。“文革”停课潮波及 小学后，李奉三便领儿子向李诚拜师，授课长达5年。
据李克强追忆，每晚9时，李诚都烧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搪瓷盆中，开始给李克强讲国学，每天近一个小时。《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温家宝也与大师有私人交往，担任总理期间，他每年都会去探望国学大师季羡林。吴官正与江西知名作家郑伯权，有几十年的交往。据知情人称，他对这位布衣老庚十分敬重，不管对方讲的对不对口味从不厌烦。吴官正还几次给他回信，称其 “伯权兄”。郑伯权也十分感动，自称中南海高官的“江湖朋友”。
古人常讲，学以致用。书中知识，也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带来感悟或帮助。“刚才你说的话，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觉啊？”今年3月17日的中外记者会上，一名美联社记者刁钻地问及“中国是否会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之后李克强笑着提出 这个反问，用“有罪推定”这个美国人熟悉的法律术语博得记者们的会意一笑，巧妙的避开了容易中招的正面回答。
书中所学，用于“实践”，邓小平的“闲读”别有一番韵味。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曾介绍，邓非常喜欢《聊斋志异》。有作者注意到，《聊斋志异》 手稿本卷三《驱怪》 篇末，有此句——“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而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邓小平的著名“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两者何其相似！
读书之余，领导人也动笔写书。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首发仪式，稍早前的8月5日，李鹏的《李鹏论产业经济》也正式发行，今年5月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一出版就引发热销。而在此之前，江泽民、李 岚清等前国家领导人都曾频发著作。从官员的书里，既能窥探一些难得一见的决策过程、高层运作，也能了解他们作为个体的兴趣爱好。
“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 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了，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
去年，《小康》 杂志通过前总理朱镕基说过的这两个真实故事，披露高层被下级干部“糊弄”的现实。1999年，朱镕基去看望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时，提到了这两件“连我都敢骗”的往事。2011年，这样的“真话”，被印在了《朱镕基讲 话实录》里。从这里，公众得以窥见中国高层们日常工作中的一幕。
其实，不少前官员退休后出书，都曾披露政务运作及个人决策的一些过程。
李鹏曾先后出版5本日记。日记形式，能更清晰展现高层如何“运筹帷幄”。1983年，李鹏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他在书中披露了高层对三峡重大问题的决策，“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 ，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 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我说正在考虑用行政力量来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朱镕基的“说真话”，能让人想起他曾经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在“讲话实录”里，朱镕基待人接物的“朱氏风格”十分鲜明，其中典型的语句包括著名的“棺材说”。该话源自1995年，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腐败被查处，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 ，朱镕基得知后极为震怒，提出：“查处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100口棺材，也有我自己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同样是出书，李岚清展现的角度则大为不同。
在2003年出版《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后，李岚清出书领域多瞄向了自己的业余兴趣所在，音乐、篆刻类的书籍频频出版，如《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原来篆刻这么有趣》等。他自己是这样看待的，“退休了就是一个普通老人，退了就 要休，不管事，少说话，支持中央，教育儿孙，安度晚年。”
工作时忙，退休了便有大把时间投入个人所好，就在去年5月，他还组建过“三高”乐团，成员包括几十个部级官员，不过在年底就解散了。出书之余，他还把喜好的音乐、篆刻串联起来，他给贝多芬刻印“乐圣”，自封莫扎特为“乐仙”。他说，“ 据专家考证，我是中国惟一给外国音乐家刻图章的人。”
近日，习近平21年前写过的一本书《摆脱贫困》，走进公众视线。这得益于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将这本书作为全省系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读书目。
从这本书，我们能看到习近平早年的群众路线思想。《摆脱贫困》文字仅11万字，收录了他从1988年至1990年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贯穿其中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群众观点。如他指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来自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同样，早在北大读博期间，李克强与厉以宁、李源潮等师友，曾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展示了最早从法律系出身的大国总理，良好的经济学底子。
而对于那些“已渐淡出新闻镜头”的前国家领导人来说，出书也让他们重回公众视野，与关注他们的普通人“交交心”。今年5月，吴官正出版了《闲来笔潭》，一度创下月销40多万册的纪录。聊起出书，他自称是在退休后“用来打发时光，咀嚼其 中滋味，找些人生感悟”。
而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近日发行后，编辑组成员、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二部(重大项目部) 主任鲁静透露了朱镕基的“新变化”。据其介绍，朱镕基已是85岁高龄，仍有着超凡的记忆力，“书中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但是很多细节他仍然能记起。照片上的很多人都是他亲自辨认出来的。”
对于朱镕基个人现状，鲁静称，朱镕基腰板依然很直，很有精神，因为不染发，现在的头发看上去是灰白色的，“朱镕基仍很关心时事，甚至会说网络流行词语，比如‘hold住’和‘给力’”。
领导人出书的稿费去向，也是公众热聊的话题。投向了公益，这是一个很大的去向。如朱镕基已成立一个不便透露名称的基金，资助贫困孩子，吴官正的稿费也通过类似渠道资助教育事业。
孔子有个叫子夏的弟子说：“学而优则仕”；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所有我认识的伟大领导者几乎都是伟大的读书者”； 李源潮在任中组部长时曾勉励领导干部：“要多一点书香，少一点酒气。”这三句话印证了一个古今中外都认同的道 理：不读书的人，不会是个合格干部。事实确实是这样，领导人的阅读量，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文明的一个指标。干部读书，在“全民阅读”中的引领作用不可小觑，而干部不学无术，同样会让他们成为“书香中国”破产的排头兵。
“很多同志都说我是一个模范学生，老实讲，怕算不上。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要重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朱老总这段朴实无 华的话，感染了很多人。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阅读史”从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尤其以学风浓厚的延安时期为甚。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种奋发求知的场景，在条件艰苦的延安随处可见。“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就要发起学习运动。”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出了号召， 而且做到了身体力行。由于条件艰苦，尤其是北方天气严寒。在冬天读书的时候，为了避免手脚被冻麻，毛泽东就把一盆炭火放在桌子底下，以供驱寒。有时读书太过入神，炭火把棉鞋烧坏，就成了经常的事情。但是他在发觉后，只是把鞋上 的火熄灭，然后继续自己手头的事情。
据说，在延安枣园毛泽东故居，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根铁条，这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被延安人民当作“喜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十分珍爱这根铁条，把它摆放在了桌子上。有时写的手指发酸时，他就拿起铁条握一握，放松一下继续写作。
延安时期的学风改造，主张避免“本本主义”，但对大家的读书学习持积极鼓励态度。“当时读书热到什么程度？行军打仗再忙，干部们马背上还是装着书!”有人这样回忆当时情景。据说，当时大家三五成群的交流读后感，学习心得，各种学习 小组遍地开花。
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在一次干部学习表彰大会上，朱德被推选为“模范学生”。对此，朱老总讲了这样一番话：“前方后方很多同志都说我是一个模范学生，老实讲，怕算不上。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要重新学起，一面学新的 ，一面还要丢旧的，我只知道一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我们要向前看，不然就要掉队。”朱老总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感染了很多人。
解放后一段时期，尽管国家建设千头万绪，事务繁重，但中央内部还是刮了好几波“读书旋风”。尤其在发现“大跃进”问题后，1958年，党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读书活动。
2011年7月30日，虽然是周末的大清早，但位于北京市菜市口附近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门前早已车水马龙。
据说，每月一次的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将在这里举行。参加者是清一色的各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
而且在讲座还没开始的时候，很多没有早来一会的司局长们发现，自己竟然迟到了，在这个能容纳400余人的大厅里，竟然没有了自己的座位。不仅如此，过道上、门口，都挤满了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禅宗与中国文化的讨论，很引 人瞩目。今天我将就这一文化现象做一些反思和探讨。”讲座正式开始后，随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声音在大厅内回荡，500余名领导干部屏息听讲，不时做笔记。
近年来，类似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读书讲座多了起来，成为“国家补课计划”的一部分。其实，“补课”一事并非近几年才兴起，对于领导干部们也不应该陌生。
解放后一段时期，尽管国家建设千头万绪，事务繁重，但中央内部还是刮了好几波“读书旋风”。尤其在发现“大跃进”问题后，1958年，党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读书活动。
这被称为“补课式”读书。在这一背景下，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请了两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加入他的学习小组。
同样，在1958年的一次视察途中，陪同人员张治中看到毛泽东在读一本冶金技术的书，感到十分诧异：“您也研究科技的书？”毛泽东回答：“是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其实，毛泽东的阅读面何止这些，在其藏书9万余册的中南海菊香书屋，既有苏联人写的《土壤学》，也有英国科幻小说《星球大战》。进入新世纪，中央高层的集体学习让“国家补课”更显眼了。
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成了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
在主政广东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汪洋仍然不改“书籍推销员”的本色，他推荐了自己正在读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并在会上充当了一名“朗读者”：“当时吴南生看到汕头很穷，向省委请缨去办特区，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谁在看书、看什么书，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这个城市的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甚至可以影响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一个不爱读书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 一个不愿读书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 城市，只能是没有生命力的钢筋水泥森林。”这是汪洋在重庆任职时说的一句话。
据说，当时汪洋发起的“书香重庆”终结了人们对这座山城“美女、火锅、斗地主”的浅层认知。
2007年年初，汪洋结束了中央党校的7天学习后，静心阅读了美国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感受颇深。于是，汪洋在临近春节的时候给部分官员布置了一份“寒假作业”，让大家集中讨论这本书。
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同样引发市民阅读好奇心，以致此书两天内在当地脱销。
在主政广东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汪洋仍然不改“书籍推销员”的本色，他推荐了自己正在读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并在会上充当了一名“朗读者”：“当时吴南生看到汕头很穷，向省委请缨去办特区，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此后不久，两本阐述幸福的书籍《幸福的方法》和《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也进入了汪洋的推荐书目名单。当时评论认为，这两本书均体现了汪洋的施政理念。
2011年，如果走进一位江苏省官员的办公室，很可能就会发现其面前有三本必读书：《创业的国度》和《精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最新阐释》、《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原来，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曾郑重推荐了这三本书。
同样，袁纯清主政山西省伊始，就给全省干部推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公司的力量》《把信送给加西亚》等书。
据称，他当时推荐《五百年来谁著史》的用意，是引导领导干部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和看待山西大发展问题。推荐《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是针对一些官员的“闲话风、吃喝风、玩乐风”，促其在转型中增强事业心。
袁纯清此举，成了当时各地“劝学运动”的亮点之一，而这个“运动”各地如火如荼，自上而下的开展，也成为中国领导干部学习热潮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