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统计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包括他的图书报刊秘书逄先知。毛的阅读范围，从历史、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他读书的方法充满颠覆性。他把水浒当政治书看，把红楼当历史书看。
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政治局会议上，讲秦皇汉武，评说史家著作得失。他给小说人物贴标签，贾宝玉是“大革命家”，刘姥姥是“农民阶级”。
“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毛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书上勾画，写批注。
长达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是毛最喜爱的书之一。他不满这浩繁巨著，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鲜提“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
《资治通鉴》也是毛泽东的床头书之一，毛读了十七遍，得出 “秀才说得多，做得少，以及谁也看不起谁的通病”。
“毛泽东读书最没有禁区。”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沈昌文回忆说，毛泽东经常批条子，让下面的人帮他找书。他记得，毛要过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要发动干部学习），更多是各种古籍。毛一辈子读了近十万册书，连用吴方言写的鬼书《何典》都看，却也被后人评论“重中国书，轻西方书”。毛所看的西方书，自然以马恩著作为主，他外出所带的西洋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1976年，毛泽东病危。他的图书室管理员徐中远撰文回忆说，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仍坚持看文件、看书。他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容斋随笔》。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
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
邓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这点与毛泽东相似，他熟读过《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另一和毛相似之处是，他也喜欢看地图——他们都曾是这个疆域辽阔大国的最高领袖。邓出差时，总要带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是《世界地图》，到哪都要查看自己身处何处。与毛不同的是，邓读书，但不以“评论家”的身份自居。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据公开报道，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是邓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20世纪70年代，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
在党内，邓被认为是“实践派”的代表，以“猫论”闻名于世。“他喜欢看写鬼的书。”他的夫人卓琳曾透露，邓非常喜欢《聊斋志异》，有时外出，还让工作人员拆成活页，带几篇偷闲着看。
有人还专门考究邓看聊斋的动机：《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与其何等相似！
1985年，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他的办公室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前市长汪道涵。
江喜欢古典文学。1994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当场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有怀子由》，令学生们叹服。
1997年，他告诉美国《时代》周刊自己的个人兴趣：“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江喜欢直接向别人请教，而不是通过间接渠道。比如，他看到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对文中所引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非常感兴趣，便给宋健打电话。此外，他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著作《中国的问题》。
江对宋健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另一个经常被江请教的科学家是钱学森。1989年，钱给了江一本他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话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江还向他请教过超弦理论，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
江的英语很好，他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以及雪莱的《西风颂》。他还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他又强调，绝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
公开报道很少提及胡锦涛的读书情况。
我们从网上的新闻中仅找到一处，2004年10月14日，胡锦涛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 “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们熟知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在报刊中找到的另一报道亦与青年有关。
1983年，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决定从当年10月起，在全国城乡青年中开展读书活动。同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胡锦涛专访：《读书活动要坚持不断持之以恒》。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就是“全国青年读书活动办公室”主任。
谈到读书活动的指导思想，胡锦涛说：“对正在长知识、长身体，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形成的青少年来说，并非任何书都是‘开卷有益’的，对青少年说‘读书无禁区’是不适宜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诲淫诲盗、黄色手抄本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垃圾对青少年的污染。”
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7任国家主席，也是建国后学历最高的国家主席。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习近平，拥有法学博士学位。
作为开国元勋、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之子，习近平的一生和其他红色子弟一样坎坷，曾被“上山下乡”插队，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劳作多年。
但艰苦的环境并未磨灭习近平读书的热情。早在2002年，福建省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写《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里，习近平就在第一卷中发表了题为《自述》的文章，讲述了自己进入清华大学的曲折过程。文中写道：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了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当时我父亲（习仲勋）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
现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四层的清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库整齐排列着清华学子们的毕业论文，而在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的博士论文文献里，有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习近平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刘美珣女士。
这份博士论文正是习近平几十年在工作中的思考。在论文中，习近平用数据统计、数学模型、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学术手段，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中国农业应对IPO挑战，还介绍了西方国家农业市场化发展等。不但深入调查了中国国情，还了解西方国家，视野开阔。其中的亮点还在应用了诸多数理模型，这对年近50岁的习近平来说，可谓是个挑战，而就在清华读在职博士的1998年至2002年，他还担任着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工作极其繁忙。